一周三思:公开透明才能保障就近入学

来源:2020-06-28 20:17:38

  公开透明才能保障就近入学

  继年初《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后,教育部将工作聚焦19个大城市,日前印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重点大城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2014年制定完善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方案。《通知》还提出,到2015年,19个大城市所有县(市、区)实行划片就近入学政策,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

  虽然此消息一出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但其实早在1986年,我国就在《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适当设置小学、初级中等学校,使儿童、少年就近入学。”不过,由于当前各地以及一个城市不同区县间的教育资源失衡严重,稍有经济实力的家长都会尝试通过交纳不菲的择校费让孩子上个优质小学,甚至是幼儿园。于是,入学变成了“拼爹”,一些学校也为了提高生源质量而竞相抢夺优秀生源,就近入学很多时候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样一来,不但影响了教育公平,而且很容易造成招生腐败。

  此次教育部发文重提就近入学,可谓是恰逢其时。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也积极响应,纷纷推出配套落实措施。例如,北京一直在推行校长、教师轮岗制试点,选派优秀校长、优秀教师到普通学校开展管理和教学。这样的努力值得肯定,但笔者认为,若想把就近入学政策真正贯彻执行到底,一定不能少了监督和问责。

  就近入学推行了这么多年但效果不佳,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于监督和问责机制的缺失。比如,一所小学每年有多少招生名额、片区内有多少适龄儿童要入学以及最终招生人数等,公众几乎无从得知,也就无法进行监督。同时,鲜见有校长或教师因为择校一事而受到惩处。

  唯有进行公开透明的监督和问责,让公众有途径了解各所学校招生的实际结果,才有可能让“拼爹”“择校”等种种现象真正得到约束。先从这一步开始,再配合各种奖惩措施和教育机构改革,实现就近入学、保障每位学生的平等受教育权才有可能。

  柴静赴美生子≠不爱国

  本周,某媒体刊出一组央视主持人柴静抱着婴儿在机场的照片,称其已于去年10月在美国产下一女,升级当妈。

  此消息爆出后,在一些网友留言祝福柴静的同时,也有许多人斥其将孩子生在美国的做法“不爱国”。

  的确,不论是从柴静在采访中关注的焦点,还是其博客中的文字,亦或是后来写的《看见》一书,很多人都能感受到她对转型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焦虑。她给公众所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在娇柔的外表下,有一颗悲天悯人心的女强人,一个心怀天下的“女公知”。可是,“女公知”却跑去美国生孩子了,这在某些对柴静抱有很高期望的人看来,绝对是一种“叛变”,所以,有人认为她“虚伪到极点”。

  这种观点的产生很自然。无论是从小学课文里,还是当下的新闻报道中,很容易就找出这样的桥段——某某“人才”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环境,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虽然其中缘由各有不同,但文章的作者往往会将这些原因归结为一个终极原因——他很爱国。这类文章看多了,我们的头脑中自然会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回国等于爱国,移民等于叛变。

  但是,细想起来,这种逻辑关系未免有些简单:如果身在国内,就是爱国者的话,那爱国也太容易了。因为海归中,既有勤奋工作、为国家真诚奉献者;也有为钱而来、心思并没放在事业上的人。

  所以,爱国与否不应当由身体所处的位置决定,而应当看这个人是否为国家做了有益的事情。回到柴静赴美生子这件事情上,判断柴静爱国与否,我们也不应当看她把孩子生在了哪里,而应当看她为我们这个国家做了哪些事情——作为一介弱女子,她用自己充满温情和力量的文字和思想影响、鼓励年轻人奋发向上,用犀利的采访方式来逼问真相,督促社会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是一个爱国者。

  “声援东莞”?别闹了!

  随着年后央视对东莞性产业的曝光,全国各地正在展开一场整顿娱乐行业的“扫黄”运动。

  这本来是一件大好事。然而一些媒体,特别是许多网络媒体却对这一行动作出奇怪反应。在网络上,各种半是调侃半是认真的“声援东莞”的声音不绝于耳。

  纵观这些所谓“声援”声音的理由,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东莞性产业已经成熟,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所以应当学习西方某些国家,将性交易合法化、正规化;第二,许多腐败官员的私生活更加不检点,所以,“当官的能嫖,我为什么不能?”

  对于后者,纯属借此事发泄对公权力的不满,且失去道德底线,因此不具讨论价值。而对于前者,其说法貌似有一定合理性,还美其名曰“保护‘性工作者’这一弱势群体”。

  然而,性交易合法化一旦真的落实起来,因为自身的复杂性,非但不能保护“性工作者”,反而可能危害全体女性。

  首先,支持性合法化的人士常将“身体自治”当作理由,也就是说,我的身体,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实现“身体自治”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自愿”,而如何保证“自愿”?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女,被告知从事性交易可以轻松赚大钱,继而投身于此,算不算“自愿”?一位生活陷入困境,走投无路的妇女投身于此,算不算自愿?

  其次,如何保证性工作者在“非工作时间”不被侵害的权利?也就是说,性工作者在受到骚扰时,会不会得到法律保护?即便能够得到保护,但社会是否认同这种保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要如何解释在“李某某案件”中,还有一些法律专家以被侵害者是陪酒女为由,试图为施暴者减责脱罪的现象?

  还有一些人认为,在性交易合法化之后,可以减少性犯罪的发生率,并且举出欧洲一些国家在实行性交易合法化后,相关犯罪率降低的证据,进而证明这一举措可以保护全体女性。实际上,导致性犯罪降低的因素错综复杂,并不能简单地用性交易合法化,然后性犯罪率降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来得出结论。

  而且每个国家有自己不同的国情、传统文化、家庭伦理和社会背景,以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水平,如何防止合法后的性交易沦为人口贩卖、毒品交易甚至权力寻租的庇护所?

奇图资讯网